我與藝謀初識是在電影學院。因住在一座樓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聽說，在入學考試的當中，他的報名作品讓老師們拌了嘴，他當時的年紀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許多，所以學院方面不予錄取。后來還是當時文化部部長親自發(fā)話兒，他才勉強上了學。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事，就算他各科成績均屬優(yōu)等，又沒人為他拌嘴，年齡上也合槽，怕也是入不了學的，這也算因禍得福了。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講。
藝謀貌不驚人，中等身材，走起路來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顯不出他來。要畫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個弧線微微向下彎曲的鼻子，兩條自鼻翼直奔嘴角溝線，加上一雙深沉的眼睛。
這點特征在其后幾年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連顴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學校中沒什么動靜，我們至多在球場上做做對手，學生們要自己組織個舞會什么的，永遠找不到他，至于后來他曾經(jīng)做了一年學生會副主席，據(jù)說還是因為他的年紀可以作諸同學兄長的緣故。只聽說他在班里各門功課都好，同學們敬重他。后來在一個攝影展覽上看到他四幅一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覺得此人不是等閑之輩。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作幅長過一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個青年，肅然獨立，卻沒有壯懷激烈的意思，想象與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領(lǐng)悟之心，嘆了半天。
后又聽說他的攝影作品在報紙上刊出了不少，好評之外，尚有褒獎，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業(yè)既久，經(jīng)藝謀拍攝一張頭像刊在《中國青年報》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來致謝云云，我倒覺得有點演義了。
學習期間，因為有了好感，曾同他談過日后合作的事，可學業(yè)未畢，到底是空話一句。
等到拍畢業(yè)作品，他參加田壯壯導演的《紅象》組，我其時也在云南，但未見面；后在北影遇見，就是來送樣片，我隨他看了幾本，以為不錯，他卻認為未敢滿意。言談之間感到他志向極高。
一九八二年畢業(yè)，方知他從被分配到廣西廠，當時頗感驚訝。因他是西安人，又結(jié)了婚，怎么去了廣西？后來聽說這與他入學時的風波大有牽扯。
一年以后，他與軍釗、肖鋒、何群一起拍出了《一個和八個》看了讓人犯傻。只是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機會慢慢對張藝謀有點兒了解，了解的結(jié)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還有攝制組的全體人員一塊兒拍出了《黃土地》，也讓我們之間有了點感情。
張藝謀比我大一點，一九五一年生在西安，人稱古都。藝謀人前寡言語，更不談家事，后來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他家父輩都是軍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這邊，被國民黨特務(wù)發(fā)現(xiàn)后殺了，可在以后的很長時間里死人倒背著潛伏的名兒；大伯父也有行蹤問題，藝謀和兄弟們身上就背上了"臺灣關(guān)系"的罪過，一張滿是不實之詞的紙片竟在他的檔案中癌一樣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時就自然得不到解釋。其父也因是軍校畢業(yè)生而成了"歷史* "。這樣一個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其情狀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開始后，藝謀的父親去了陜南勞動，作醫(yī)生的母親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鄉(xiāng)，照顧不成幼弟。在這期間，弟弟因病失聰，終于成了聾人。
從一九六八年往后數(shù)，張藝謀插了三年隊。三年間，無非春種秋耘，夏收冬藏，閑時便去修水利，幾十個人住一孔窯，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這種傳了幾千年的耕作活動中，他見到了為活著而勞動的農(nóng)民，他也嘗到了窮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說起夏日里割麥的麥客，一頓吃得下幾斤面條，撐得打滾兒了，就用搟面杖自己的肚子。泄過以后，下一頓又再吃下幾斤。
我聽了覺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機會去陜南，一邊放羊，一邊在父親的片言只語中明白一點自己的家世，羊不餓的時候就往返八十里路買回自家口糧。我們談起這類題目，只當是說笑話。這是我們的好處——好在不把它當一回事，活著，就是這樣。
三年之后，藝謀進了咸陽棉紡織廠。進廠也費周折，原因還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兒。“革委會”幾次議了又議，最后還是因為他會打兩下子籃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糧”。
在廠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進車間，讓女娃們紡紗織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頭把四層厚的堅固呢（勞動布）“唰”的一聲撕開，如此這般，七個春秋。
他也見著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織機前頭勞動的工人，他也嘗到了艱難的滋味。
我聽說，藝謀是在當搬運工的時候弄起了業(yè)余攝影的。都知道這是個花錢的事兒，他得吃飯，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沒工資的父親、年過八旬的祖母和兩個兄弟。
可是他偏想有一臺照相機。
后頭，他賣了血，用自己的血換一臺相機，不犯什么法。相機有個套子，是他沒成親的媳婦做的，外面是勞動布，里面裹著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攝影系的學生和專業(yè)攝影師，也沒有用過比他自己的“海鷗”更好的相機。他覺得“海鷗”不錯，“海鷗”可以拍出很像樣的相片。相機的好壞不是最重要的。
西望長安繡成堆。張藝謀是從那里走出來的后生。不是因為名字，而是他打了實在的主意，為藝謀，不為稻梁謀。為這，他拿著用血換來的相機去物華天寶的秦地。曾經(jīng)十次登臨華岳的張藝謀，遠望天地人煙，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的萬家憂樂吧。
藝謀的創(chuàng)作，師輩和評論界同志們談得多了，我就不再贅言，對于他的工作態(tài)度倒有幾件事可以說說，我想他的成績是跟這個有關(guān)的。組內(nèi)人員都以“張大師”戲稱藝謀，還有一個綽號叫“張黑臉”。聽見有人說“藝謀又黑臉了”，意思就是“拍攝有問題了”。
一次，選擇一個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顆零零的杜梨樹，樹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尋無著：不是樹不合適，不是路不合適。藝謀自然又黑了臉。最后決定：踩出一條路來。于是攝制組全體人員從下午二點開始，用卓別林的步伐魚貫而上，只留藝謀在對面山梁的機位處指揮、觀察。四小時后才成功。這條路白且平滑，不落腳印痕跡，極像多年踩踏成的。這時他的臉也就漸漸變白了。
另一次，在窯內(nèi)拍日景。為使光效真實起來，藝謀就須調(diào)整內(nèi)外光比。一鏡拍過，他站在那兒不出聲，半晌才說，外面毛得太厲害了，要是窯外有一座灰樓就好了。
眾人都笑：外邊除了土坡就是山峁，這窯洞本身還是何群打的，何來灰樓！他不笑，只是發(fā)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襖的衣襟吊著，像一塊大擦嘴布。
我對他說：“下一鏡機位不動，這樣……”
他說：“外面有座灰樓就好了。”
照明組長對他說：“怎么，大師，燈就不動了呵！”
“外面有座灰樓就好了。”
演員掩口而笑：“行了，魔癥了。”
十天以后，樣片來，看完以后，我問他的感覺如何。
“還行！”他說。
他說完了，我心里念佛。
藝謀衣著簡單，除單衣褲外，拍戲兩月，就穿一雙膠鞋，又不穿襪子。一脫鞋，非讓人窒息才罷。不得已，那鞋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聞。
這雙鞋引起另一段故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我們在陜北佳縣補完最后一批鏡頭，急欲返回北京沖洗，以決定攝制組是否撤離。事先約好了，有車在綏德等我們，然后，乘車經(jīng)吳堡過黃河大橋，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間乘火車奔北京。
我們早上七時出發(fā)，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繞個大遠兒到綏德，到時已行八十公里，時間是下午四時。連忙換車過河，一行除了司機，有演員薛白、藝謀、制片主任和我。
進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這才發(fā)現(xiàn)山西全境修公路，紅色“菲亞特”在泥濘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說，還得不時下車推進。午夜十二時許，天降大雨，離介修二十四公里處車輛堵塞，通行無望。我們下來勉力推車掉頭，決定直取太原。
掉頭后，已是一身泥水，車走到一鐵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鏡面，都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穩(wěn)抵太原。
藝謀便唱令停車，其余人都覺驚訝。只見他下得車去，脫下那雙膠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詞：你跟我不易，現(xiàn)在戲拍完了，我把你留在這兒了。
說罷上車，喊聲“走”。眾人笑完，他對我說，《一個和八個》拍完，他也照此辦理過。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車進文水，發(fā)現(xiàn)此縣境內(nèi)也在修路，路面比前頭更爛，又有石子遍布，下車推進時，只聽得一陣陣呻吟，又聽見說：“二次大戰(zhàn)，二次大戰(zhàn)，德軍進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見三個小小人影在奮力推車，腰部以下，都是黃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現(xiàn)天之高遠，地之深厚，黃河之東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聲來。
我這么猜：藝謀當時一定十分懷念那雙臭不可聞的膠鞋。
凌晨五時二十分，泥車飛速駛抵太原火車站，下來的人以"赤腳大仙"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四十分鐘之后，車行北京。
張藝謀于當日下午赤足徑奔電影洗印廠。
我常和張藝謀不開玩笑地說，他長得像一尊秦兵馬俑，假如我們拍攝一部貫通古今的荒誕派電影，從一尊放置在咸陽古道上的俑人大遠景緩推成中近景，隨即疊化成藝謀的臉，那么，它和他會是極相似的，或許因為藝謀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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