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外企”，大清朝的皇帝們，內心其實相當脆弱———一方面，他們處處標榜自己是“中國人”，煞費苦心地學講漢語、作漢詩，甚至能干出把番邦蠻女嫁入孔老二家以圖混淆圣裔血統(tǒng)的下作勾當；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帝國公司的組織架構上，卻層層設防，對“中國人”用而不信，絕不允許漢族干部執(zhí)掌核心部門，更不用說操持國柄了。
然而這條精心構筑的體制“堤防”，卻因為一場邪教暴亂而出現(xiàn)罅隙，最終走向崩潰。
起于1850年底的太平天國起義，無疑是對大清公司經營能力的一次嚴峻考驗———與10年前英國鬼子借鴉片問題鬧事不同，當年的“鬼子”志在訛錢，而如今的“長毛”卻是要命。
然而，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考驗面前，大清公司的表現(xiàn)卻一塌糊涂：吃皇糧的體制內打手“綠營”軍，在短短兩年之內就花掉了公司二千五百一十萬余兩銀子！而這幫吃貨在掏空國庫的同時，卻連一份像樣的捷報也交不出來。他們唯一的貢獻只是尾隨著“長毛”，勝利完成了從廣西到江蘇的長途公費旅行。
眼見著北伐的“長毛”已經殺到了天津靜海，而“綠營”這幫吃貨卻依然淡定，大清公司董事會就只好病急亂投醫(yī)了———帝國公司體面不談了，體制問題也不糾結了，任你漢人也好，臨時工也好，誰能接下滋平“長毛”的艱巨任務，保住大清江山，誰就是顯靈的神仙。
于是，以“湘軍”為代表的“臨時工”集團粉墨登場。這個主要由湖南人組成的“臨時工”集團，在成功履行大清帝國公司外包的勞務合同、滋平太平天國起義的同時，卻也將大清公司原本設防重重的經營組織架構折騰得七零八落，一舉埋下了亡清的種子，雖然那將是在整整三代人之后———在第一代曾國藩手上，撕開了設防森嚴的體制防線，“臨時工”們粉墨登場；而在第二代李鴻章手中，“臨時工”們爭取到了公司體制內的席位；到第三代袁世凱，借辛亥年的革命炮聲幫忙，“包工頭”終于水到渠成地坐到了董事長的位置上。
湘軍：應市場需求而生的“勞務外包公司”
1850年底，洪天王率太平軍起事于廣西金田村，勢如烈火。1853年初，太平軍攻克南京，正式建都并改稱“天京”。隨后，太平天國遣師分路北伐、西征，北伐軍最遠竟然攻抵天津附近的靜海，對大清公司的總部京師北京城造成了嚴重威脅。
盡管競爭形勢糟糕透頂，但大清公司在與太平天國的對抗中所投入的成本，卻一點也不低。從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豐三年春（1853年），在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帝國公司調集各省“綠營”軍隊對抗太平軍，用兵才不過九萬七千七百余人，但經戶部奏撥的軍需銀就已高達二千五百一十萬余兩！根據戶部的報表，至咸豐三年六月，戶部庫存正項待支銀僅剩下二十二萬七千余兩。
也即是說，公司在經營上虧損嚴重，流動資金幾近歸零———對大清公司這樣一個缺乏融資能力的“恐龍”而言，財務上的“析骨而炊”，遠比殺到家門口的“長毛”更讓董事會心驚。
眼看身為“正式工”的“綠營”軍花錢不少卻百無一用，朝廷不得不另思辦法，那就是招募廉價的“臨時工”———如重拾嘉慶年間對付白蓮教的老辦法，興辦團練。所謂“團練”，就是由地方士紳發(fā)起組織的民兵。它主要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糧費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籌解決。
在咸豐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四十三名“團練大臣”，共有十省奉召興辦團練。其中湖南團練大臣，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曾國藩。
但曾國藩瞧不起烏合之眾的“團練”，認為“改弦易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左右是要打破體制找“臨時工”幫忙了，與其召集一幫無組織、無訓練又無責任心的閑散人員胡亂湊數，還不如找家有專業(yè)素養(yǎng)的“勞務外包公司”，把“平賊業(yè)務”整單外包來得簡單。
而他曾國藩，正打算搞這么個以湖南人為主體的“勞務外包公司”，來承接這單棘手的公司業(yè)務！
在曾國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為名的體制外隊伍正式誕生———之所以稱“勇”而非“軍”，就是為了與正規(guī)軍相區(qū)別。無奈后世于此細微處不察，竟一概混稱為“湘軍”了。
十二年后，正是這支徹頭徹尾的“臨時工”隊伍，攻克了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創(chuàng)建的初衷。因為湘軍的出場，湘系及其外圍分支淮系全面上位，而廣西人和廣東人則失去了占據最高公司政治舞臺的良機。
統(tǒng)計其全程費用，曾國藩所部湘軍12年間所耗，總計尚不足三千萬兩銀，而此間該部卻從最初的一萬七千人發(fā)展到最高峰的十二萬人。與兩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萬余兩銀，卻連份像樣的捷報都交不出手的“綠營”軍相比，成本效率之高低，就一目了然了。
大清公司董事會將最棘手的核心業(yè)務進行“勞務外包”，繞開了體制桎梏，大大提升了經營效率，消減了成本壓力。而曾國藩所手創(chuàng)的“湖南勞務外包公司”，也憑借著自己的“專業(yè)高效”，贏得了聲譽和實惠。
就當時的情形看，這還算是一樁“雙贏”的買賣。
經營、財務羈縻失靈：“臨時工”漸失約束
盡管專業(yè)技術扎實過硬，自身又是正途出身的帝國公司高干（曾國藩的仕宦履歷和由此建立的人脈關系網絡，對湘軍的發(fā)展壯大頗有助益），且朝中還有肅順等核心高管大力支持，但曾國藩的湖南“勞務外包公司”在履行“平賊業(yè)務”的過程中，還是處處遭遇掣肘———因為在大清公司的制度體系中，壓根就沒有考慮過這支“臨時工”隊伍的存在。身為“包工頭”的曾國藩，只能憑著自己的人脈和頭腦，在體制內外到處鉆空子，結果最終把大清公司鉆得千瘡百孔。
讓湖南“勞務外包公司”頭疼的，首先是體制內沒有對口單位，尤其是注資單位。“平賊”這樣重大的經營項目，照體制內流程，本該由軍機處統(tǒng)籌、禮部吏部選調考核干部、兵部技術指導、工部供給裝備、戶部注資結算。
但因湘軍屬“臨時工”，體制內各部委要么管不到（禮部、兵部），要么懶得管（工部、吏部），便都推給曾國藩自己去周旋———也虧得“剃頭公”在禮、兵、工三部都做過副總（侍郎），流程清人頭熟，干起組建軍隊、搜羅干部、購置軍火這些活計來，倒也熟門熟路。
禮、吏、兵、工這些業(yè)務部門放手倒還好辦，難辦的是“財神爺”戶部也不管。戶部不管湘軍，倒不全是態(tài)度問題，也確有現(xiàn)實困難———如前所述，戶部的現(xiàn)金庫存，早被不中用的“綠營”在十四年戰(zhàn)爭的頭兩年就掏得精光。
所以曾國藩壓根就不指望從空蕩蕩的戶部獲得足額的業(yè)務經費撥款。事實上，湘軍前后十二年，近三千萬兩銀子的開銷款項，執(zhí)行的主要是另一種模式———即由大清董事會給予空頭政策或默許，然后曾國藩等“包工頭”設法自籌。
這些空頭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七大類：捐輸、運餉鹽、興厘金、撥丁漕、請協(xié)濟、提關稅、收雜捐。
七項辦法中，丁漕、關稅二項都是從財政體系內直接截留現(xiàn)金的辦法。此法沖擊了體制內的編制預算和利益體系，故即便是曾國藩親自提出，也常有被駁回的。
其余五項，則都是游離于體制外的“灰色”手法。
捐輸是鼓勵民眾捐款輸納（對積極者也常常獎勵以名譽官銜，實際上還是“團練”融資的舊辦法）。湘軍初起之時，全軍僅一萬七千余人，月用餉銀近八萬兩。僅靠湖南一省的捐輸也勉強可以度日，在對湘軍有業(yè)務依賴的江西捐輸成績也不錯，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就毫無成效。
嗣后隨著湘軍業(yè)務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曾國藩漸發(fā)覺捐輸是“費神多而獲錢少”，改而利用手中軍隊控制交通線的便利條件，大搞食鹽“官倒”，以投機倒把利潤充軍餉。他以此法在八年中獲利二千萬兩，占了籌款的大頭。
厘金則是設卡抽稅，僅就江西、廣東、湖南東征局三處數據看，輸送至湘軍者已過千萬兩。
協(xié)濟則全看人緣和業(yè)務關系。如湖南巡撫駱秉章、湖北巡撫胡林翼、江蘇巡撫李鴻章，于湘軍都是自己人，故曾國藩提請每月協(xié)濟餉款若干，他們都予大力支持。江西巡撫耆齡雖是外人，但他要靠湘軍保衛(wèi)轄區(qū)，因此也肯協(xié)餉。四川與湘軍素無交情，又無業(yè)務依賴，就不太肯出錢，僅是敷衍了事。
綜上，在大清董事會的默許下，湘軍依仗“臨時工”的特殊性，破壞了軍隊不得自行籌餉的傳統(tǒng)財務紀律。
從此，董事會的財務羈縻就對這支隊伍失去了作用：它既不能通過“定編制”來掌握湘軍的員額，也無法通過“卡預算”來限制湘軍的膨脹，更難得對湘軍中的軍事干部施加切身影響———湘軍的文職干部多來自體制內選調，如李鴻章、郭嵩燾之輩，他們事定后還要回到體制內，所以朝廷還勉強管得��；而軍事干部除個別高級將領外，大多僅有虛銜，只能依湘軍自定的內部級別享受待遇。
急流勇退：“湖南勞務外包公司”涅槃
對湘軍漸脫羈縻，隱然成為清公司與太平天國之外的第三股勢力的情況，大清董事會也不是全然懵懂的。
早在咸豐四年（1854年）秋，湘軍克復武昌、漢口捷報至京，咸豐曾喜形于色，立擢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且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旁侍的軍機大臣祁寯藻卻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聞言，即默然變色，隨即改授曾國藩兵部侍郎虛銜，而“毋庸署理湖北巡撫”了。
大清公司重用漢人不在少數，但為防出現(xiàn)擁兵自重的情況，歷來是掌兵者不理財，理財者不掌兵，地方督撫權望俱重但無兵權，提督雖有兵權而無財源，兵權財權政權分得很清楚。讓個“包工頭”曾國藩領著群“臨時工”，承包了帝國公司的核心業(yè)務也都罷了，還給他個手握財權的分公司老總干，這不成心制造尾大不掉的軍閥么？
經祁寯藻這番點撥，咸豐便豁然開竅，此后隨曾國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咸豐五年，在江西參劾巡撫、按察使司等省級大員），如何要挾朝廷撥塊地盤給他籌餉養(yǎng)兵（咸豐七年，于丁憂中要挾朝廷授巡撫不成，憤而請辭兵部侍郎），皇帝總之就是不允了。
但到咸豐十年（1860年），情況又為之一變。是年，由于公司體制內的“正式工”，由“綠營”軍組建的江南大營被太平天國徹底打垮，大清董事會手頭僅剩下了湘軍這一張可用的牌。
為挽救局面，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國藩———而用曾就不能不滿足他出任督、撫的要求。于是，咸豐十年四月，朝廷賞曾國藩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同治元年（1862年），命以兩江總督協(xié)辦大學士。曾國藩從此得以“包工頭”之身，正式兼任“分公司老總”。
既然得膺疆寄，地方政、財二權到手，則七八年來一直讓湘軍頭疼不已的經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湘軍前7年，即1853年至1860年，累計收入不過四百五十余萬兩；但從曾國藩總督兩江后，5年中收入竟達到二千四百五十余萬兩！
于是乎，從咸豐十年起，解決了“拖欠工資”病根的湘軍，攻勢頓轉勇猛：1861年陷安慶，隨即包圍天京；在漫長的圍城戰(zhàn)后，最終于1864年6月攻陷天京，太平天國滅亡。
然而就在勝利到來之日，曾國藩卻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湘軍。除湘軍水師經吏部等議準給予正式編制轉正，改為長江水師外，全軍十二萬人均次第解散。
曾國藩作出“這個艱難的決定”，其實不難理解———天京城陷之后，無論是政治上、財政上還是制度上，都已不允許湘軍繼續(xù)存在。
如前所述，從制度和財政上講，湘軍并不是大清公司經制的常備軍，而是濟臨時之急的“募勇”、“臨時工”。所以事平之后，湘軍的撤裁遣散便在所難免。
而從政治因素上講，大清董事會之所以一度慷慨許以封疆之任，亦不過因一時倉皇，非湘軍不足以借重支吾而已。一旦鳥盡兔死，藏弓烹狗之舉自將隨之而至，所以曾國藩與其坐而待烹，不如先發(fā)制人。
自保之術：淮軍崛起，李代桃僵
而要爭取主動，斯時曾國藩可選之途亦不過兩條。
其一是造反———趁著駕輕就熟，索性將大清公司的帝國業(yè)務全盤搶過來自立門戶。
曾國藩身邊，當時頗不乏支持謀反之輩。傳說他九弟曾國荃就曾私下里勸他自立為帝，傳水師大將彭玉麟也密函問他：“東南半壁無主，老師其有意乎？”而已淪為階下囚的太平天國重臣如李秀成之輩，更是以漢族復興為號召，極力煽動曾國藩率部謀反。
但這幫“好亂惡治”的搗亂家伙，究竟政治水平不高，他們只見得清公司表面上的破敗，卻未見得其深厚的軟實力———大清公司的干部受了兩千年“忠孝節(jié)義”的熏陶，就是曾國藩自己，昨天也還在強調“忠孝”二字。今天忽然就要反了，出爾反爾，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群眾基礎。
而從財政上講，曾國藩自己手中不過兩江四省的地盤，用之以倡亂，遠不足以養(yǎng)活十二萬軍隊。其他各省雖多有其門生故舊，但平日協(xié)餉雖給力，真要論及謀反，人家就未必肯冒著誅九族的危險支持他了。平生謹慎小心的曾國藩，自然不肯率爾出此下策。
而另一條爭取主動的道路，就是自翦羽翼，主動撤裁軍隊，示朝廷以忠誠。但此舉也有風險，曾國藩在朝中的大靠山肅順，此時業(yè)已垮臺，而他自己在此前十二年中風光過頭，也難免得罪滿洲權貴。湘軍撤裁之后，自身爪牙全失，若遭傾軋報復，前途亦極可憂。
有鑒于此，曾國藩不得不提前準備一條“桃僵李代”的退路———早從湘軍逐漸進入軍事高潮的1861年起，曾國藩便刻意培養(yǎng)門生李鴻章，建立了一支與湘軍宛如孿生的新軍：淮軍�；窜姵跗饡r全軍六千五百人，內中就有三千人來自湘軍主力，而其中又有一千人為曾國藩的親兵營，另一千人則是曾國荃所部精銳。
湘、淮之間有如此淵源，則湘軍雖撤，淮軍之于曾國藩，仍猶親子般可倚。而該軍操之于安徽人李鴻章之手，又盡可避免公司高層對湘系的猜疑。所以曾國藩在攻陷天京之后，便以“暮氣深沉”為由，斷然撤裁了所部湘軍。
而李鴻章也確實接過了曾國藩的衣缽，成為安徽籍“臨時工”的“包工頭”，淮系從此走上公司政治舞臺。但他的歷史使命，卻遠不只如曾國藩自己所期望的那樣，僅保師門之富貴而已———曾國藩所率的湘軍，尚需在帝國公司體制的夾縫中仰鼻息、求生存、爭編制，應急而集，事過即散；而李鴻章所率的淮軍，則通過創(chuàng)新業(yè)務、另辟利源，在和平時代里也得以茁壯成長，逐漸占據大清公司的重要崗位。
作者介紹：江上葦，名徐旭，天涯煮酒論史版版主，民間歷史學者，著有《大帝國的涅槃》《迷惘的諸侯———后辛亥時代的西南軍閥》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