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5年6月20日，一個深沉寂靜的夜里，原青海省、陜西省省長、抗日名將趙壽山將軍的生命在與病魔斗爭中卻無力回天到了盡頭。這天，因癌塊不斷擴散，額頭上黃豆大的汗珠從這位堅強的將軍蒼白的面部上一滴一滴往下淌，他痛苦地緊緊咬著牙。忽然，他從昏迷中猛地坐起，嘴唇顫抖著，似乎想說什么話。“爸，你想說啥？說啥？”將軍的兒子趙元介急切地問。將軍這時老淚縱橫地說：“仲勛！仲勛！”。“爸，聽說他還好！他捎話請你珍重”兒子望著父親點了點頭說。“我見不到他了！”，寂靜的深夜，將軍嘆了口氣說了這句話后又慢慢地進入昏迷之中。就這樣，趙壽山將軍在與病魔搏斗中，在懷念戰(zhàn)友習仲勛中與世長辭了，享年72歲。
一、他們都出身貧寒
趙壽山欣賞習仲勛，習仲勛尊重趙壽山。他們雖年齡相差近20歲，但都出身貧寒的農(nóng)家，他們都有關(guān)中人的厚道，善良，勇敢，正直一面。
趙壽山，1894年11月21日出生于陜西省戶縣渭河邊定舟村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1906年，在他12歲時父親愁病而亡，家境困苦至極。母親姓曹名善慧，早年從扶風逃荒流落至定舟村，與窮苦的父親趙端甫結(jié)婚。趙壽山在村中舉人趙繼聲及賢魏康侯的資助下考入陜西陸軍小學，讀完小學后轉(zhuǎn)入西北大學預科，后又轉(zhuǎn)入陜西陸軍測量學校。之后，在馮玉祥部第16混成旅任上尉參謀兼教導團學兵團地形教官。1924年投奔楊虎城將軍，歷任排、連、營、團、旅、師、軍長及集團軍司令員。1947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副司令員。解放后，先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陜西省人民政府省長、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國防部委員等職。
習仲勛，祖籍河南省鄧縣韋棠鄉(xiāng)習營村，祖父于清朝末年沿路乞討，一路逃饑荒至陜西富平縣淡村中合村落戶。習仲勛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家中姊妹7人，他為兄長。在家庭生活極端困難下，習仲勛于1921年進入胡景翼將軍創(chuàng)辦的立誠中學讀書。1926年5月入共青團，1930年在楊虎城將軍部隊任職。1932年3月，他發(fā)動“兩當兵變”，任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書記。此后，歷任陜甘邊區(qū)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關(guān)中分委書記、西北局黨校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zhàn)軍副政委，解放后先后任中宣部部長、國務(wù)院秘書長、副總理，廣東省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職。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1947年3月至新中國解放，趙壽山和習仲勛在西北野戰(zhàn)軍解放大西北戰(zhàn)役中，與彭德懷司令員同苦共苦，并肩作戰(zhàn)。在西北野戰(zhàn)軍高級領(lǐng)導中，除彭德懷司令員是湖南人外，第一副司令員張宗遜副司令是陜西渭南人，趙壽山、習仲勛和他都是陜西人。他們始終緊緊團結(jié)在彭總周圍，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貢獻。
二、請示中央為楊虎城將軍移靈
趙壽山和習仲勛的友誼締結(jié)于1947年3月，經(jīng)* 和中央安排趙壽山出任西北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這時習仲勛為副政委，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部隊的政治工作其實主要還由習仲勛負責。習仲勛1930年在楊部做過兵運工作時，趙壽山已是楊部團長，因此，他們都與楊虎城將軍有一定歷史情緣。
1949年底，山城四川重慶解放。國民黨反動派在撤離大陸前，蔣介石下令將楊虎城秘密殺害。這一消息傳到西安，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找到趙壽山，請求陜西方面去重慶移回父親楊虎城的靈柩。這時，趙壽山就與楊拯民直接找到習仲勛。習仲勛二話未說，立即向黨中央發(fā)去電報予以請示，中央很快回復，決定讓楊拯民去重慶移靈。習仲勛并寫了親筆信，請求中南局、西南局的負責人予以大力支持。趙壽山則安排陜西方面做好公祭、安葬工作。不久，楊虎城靈柩運回陜西，陜西各界進行了公祭。1957年，趙壽山將軍親筆題了寫“楊虎城將軍陵園”。陵園現(xiàn)在西安市南郊長安區(qū)韋曲鎮(zhèn)東1.1公里處。后來，習仲勛從北京回陜西視察工作時，趙壽山作為省長陪他多次到楊虎城將軍陵園祭吊過。
三、妥善處置青海省地方叛亂
1950年3月6日至1952年11月9日，趙壽山時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
趙壽山剛上任，青海省發(fā)生了昂拉叛亂。解放初，國民黨反動勢力策動，由當?shù)夭刈孱^人領(lǐng)導、組織的藏族部落判亂，震驚中央。當時，項謙是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戶，集神權(quán)、族權(quán)、政權(quán)于一身，其權(quán)威在部落中至高無上。趙壽山領(lǐng)導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藏區(qū)開展的工作尚未全面鋪開，項謙本人和部屬對共產(chǎn)黨的政策心存疑慮。反動勢力借機為項謙贈送了大批槍支、彈藥，馬匹和金銀財寶。項謙在拉攏下，強令昂拉地區(qū)群眾購買槍支彈藥，擴大武裝力量。
習仲勛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趙壽山將叛亂事件上報習仲勛后，習仲勛立即指示：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guān)系極大，而且對共產(chǎn)黨在其他藏區(qū)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站穩(wěn)腳根，建立人民政權(quán)，開展工作關(guān)系極大，甚至對甘、川、康藏區(qū)，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要求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的基礎(chǔ)上，采取以政治爭取為主的十分慎重方針，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項謙一定要采取反復爭取，特別寬大的政策。
趙壽山主席按照習仲勛指示，組織各級干部在藏區(qū)開展了扎實的政治思想工作。據(jù)統(tǒng)計：從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級領(lǐng)導干部和藏族部落頭人、活佛等上層各界愛國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赴昂拉地區(qū)勸說項謙，明之以理，可謂苦口婆心、苦心置腹。期間，在1951年9月，工作組在第8次政治爭取失敗時，趙壽山主席十分不安。當時，青海省正在召開各族各界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有各千、百戶，盟、旗長及宗教領(lǐng)袖。他們對項謙的麻木不仁深感義憤，會上紛紛要求政府出兵。最后，省海省委向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及黨中央發(fā)出了出兵清剿的請示。習仲勛這次仍然指示：爭取和平解決昂拉問題于我政治上甚為有利，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措行轅等藏族人士征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意見。
趙壽山主席根據(jù)西北局和習仲勛書記的指示，又繼續(xù)加強政治爭取項謙的工作。先后有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三赴昂拉，藏傳佛教領(lǐng)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兩派代表持親筆信赴昂拉勸說項謙，并以宗教領(lǐng)袖身份向項謙擔保，只要與匪特劃清界限，人民政府就予以寬大處理，絕對保證項謙本人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千戶和省政協(xié)委員等職位不受影響。
項謙對于政治爭取置之不理，依然讓群眾廣植鴉片，并聚眾千余人襲擊人民解放軍。趙壽山主席這時表現(xiàn)的十分沉靜。當時，青海一些活佛、襄佐、千戶、百戶及各界人士上書請求省政府清剿，希望盡快肅清昂拉武裝叛亂。面對政治爭取無效，群情激動一致要求清剿的局勢，趙壽山主席又向西北局習仲勛書記和中共中央請示。這次，西北局、黨中央正式批準了軍事清剿報告。但指出，軍事清剿目的是進一步爭取項謙。只要項謙脫離匪特，棄惡從善，人民政府仍將予以寬大處理。
1951年5月1日，人民解放軍發(fā)起強大攻勢，不到2天時間徹底摧毀昂拉反動武裝。項謙帶少數(shù)人馬出逃，躲進叢林。1952年7月11日，項謙在趙壽山派出的代表勸說及黨的政策感召下，終于走出叢林，回到昂拉，歸向人民政府。當時交出長短槍16支，子彈2583發(fā)，望遠鏡一架，馬5匹。青海省人民政府兌現(xiàn)承諾，項謙先后擔任尖扎縣縣長，黃南自治州副州長，為地方群眾做了好多有益工作。1952年9月8日，《人民日報》載文介紹了青海省爭取項謙、平息叛亂的情況。1952年10月1日，趙壽山主席在《青海日報》發(fā)表了題為《三年來的青海工作》一文，對剿匪工作也作了客觀，全面總結(jié)。
四、冷靜解決群眾反映問題
1952年11月9日至1959年7月趙壽山任陜西省省長近7年之久。1952年初，習仲勛已調(diào)到北京中央政務(wù)院工作，8月起又任政務(wù)院秘書長。趙壽山對習仲勛遇事冷靜，體貼民情，做事善解人意的作風十分佩服。他們都有群眾觀點。趙壽山從不以老大哥，老資格居功自傲。
1954年底，陜西一個群眾向國務(wù)院寫信，反映統(tǒng)購統(tǒng)銷中食油供應緊張，棉花、棉布購銷不合理，某些地方存在大吃大喝，干部群眾關(guān)系緊張，農(nóng)民饑餓問題。習仲勛感到事關(guān)黨的農(nóng)村政策，涉及黨的干部工作作風，事情問題嚴重，必須向黨中央實事求是加以反映。習仲勛作為政務(wù)院秘書長，立即給陜西打了電話，趙壽山省長實事求是講了實情。習仲勛沒有讓趙壽山追查這件事，而是商量著及時向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主席* 俱實報告。習仲勛的秘書很好起草了報告，但內(nèi)容中沒有陜西群眾那封信中的實例。習仲勛要求把事例加上去，說這樣可以反映真實民情。秘書于是就說：“一是有人認為，現(xiàn)在食油比舊社會還緊張，因而用怪話說：食油四兩，想起老蔣。二是反映說，有位農(nóng)民趕著木轱轆大車跑運輸，車轱轆因沒有潤滑油發(fā)出“吱吱”的叫聲，這位農(nóng)民氣得叫罵：‘我都沒有油吃，你還叫喚啥哩！’說完就向車轱轆撒了一泡尿，發(fā)泄對食油供應政策的不滿，這些事例粗俗”。習仲勛說：“反映民情民聲，雖然欠妥，但事例真實、生動，可以加進去，有說服力。議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據(jù)才對”。
報告就這樣送到* 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處閱后，中央非常重視，立即批示有關(guān)方面盡快解決，趙壽山省長按照中央批示，組織有關(guān)領(lǐng)導進行了研究，解決了這一現(xiàn)實問題，緩解了地方社會矛盾。
1957年，習仲勛到陜西視察時，一天他和趙壽山等省領(lǐng)導到西安習俗社看戲。趙壽山陪習仲勛看了幾出戲，他們邊看邊評論。戲演完了，習仲勛和趙壽山等領(lǐng)導接見演員時，易俗社一位老藝人沖到臺前大聲喊：“* ，共產(chǎn)黨解放了我，現(xiàn)在卻有人想壓制我！”這個老藝人看樣子有問題要說，習仲勛冷靜了一下沒說什么。整個劇場一片嘩然。趙壽山顯得十分尷尬，他見習仲勛未說什么，就陪著下了臺離去，當天事情就過去了。第二天，易俗社針對昨晚發(fā)生的事情研究解決辦事。這時，習仲勛親自打來電話詢問事情是如何處理的。社領(lǐng)導說：“事情正在研究，還沒有方案”。習仲勛說：“那位老藝人解放前受壓迫，吃過不少苦，現(xiàn)在可能對某一方面工作有意見，你們要妥善解決，千萬不能借此再去整他！我已給趙省長打過電話，我們都為老藝人擔心��！記住，千萬不能整人，要設(shè)法解決問題。”
在各方面關(guān)心下，易俗社老藝人的問題得到解決。
1958年，習仲勛從北京來陜西視察。趙壽山省長陪同檢查時，習仲勛說：“不吃大餐，就吃地方小吃”。他們就在渭南吃了時晨包子，在大荔吃了臊子面，在富平吃了油餅，在三原吃了烙饃片、稀飯，在西安吃的是軟面。京劇大師梅蘭芳到西安演出，趙壽山不請大師到酒店吃飯，而邀請他們到西安橋梓口甘露巷6號家里用了餐。
五、找* 替習仲勛說情
1962年9月，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因所謂“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受康生誣陷，蒙冤受屈達16年之久。戰(zhàn)友出事，同志遇事，一向耿直的趙壽山不顧別人勸告，親自找到* 主席為習仲勛說了一次情。
當時的歷史真實情況是在1956年，作家李建彤受工人出版社之約撰寫長篇小說《劉志丹》。李建彤，劉志丹弟弟劉景范之妻，1949年畢業(yè)于延安魯迅藝術(shù)學院，1958年動筆，1960年春，習仲勛對《劉志丹》一稿談了自己意見。1961年，作者根據(jù)習仲勛意見寫出第四稿。1962年春寫出第五稿。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fā)表了部分章節(jié)。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康生要求中宣部不準刊發(fā)《劉志丹》。8月24日，康生又致信中央辦公廳，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是帶有政治傾向的”，并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第一天，* 正在講話，接到康生一張紙片給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fā)明”。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問題進行審查。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jù)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lǐng)�？瞪J為：
1、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
2、劉志丹搞武裝斗爭，做農(nóng)民工作，建立根據(jù)地，是剽竊* 思想。
3、書中把陜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qū)分庭抗禮。
4、小說中的人物許鐘就是習仲勛，是為習仲勛篡黨制造輿論。
之后，習仲勛被撤銷國務(wù)院副總理職務(wù)。
趙壽山知道這件事后，坐臥不安。當他決心找* 主席替老戰(zhàn)友、鄉(xiāng)黨習仲勛說情時，一些同事、朋友知道了說：“趙老，你不要命了。習仲勛被批倒了，你還想當?shù)诙䝼�嗎？現(xiàn)在風聲緊，誰還敢出頭？你這不是尋著挨斗呢！”趙壽山說：“仲勛這人我了解，他為黨做事早，赤膽忠心，現(xiàn)在叫人冤屈了，我就要替他說這個公道話！”
在中南海，趙壽山以國防部國防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身份見到* 主席。他是1942年經(jīng)* 批準的中共特殊黨員。* 見趙壽山替習仲勛辯解，既沒有批評趙壽山，也沒有對習仲勛問題給個答復。趙壽山回到家里，發(fā)了幾天牢騷。習仲勛聽到趙壽山面見* 主席，替自己直言辯解十分感動，托人捎話囑咐他保重身體。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河南洛陽市礦山機器廠勞動改造。當?shù)弥w壽山患癌癥時，托人捎話代他問好，囑咐一定要保重身體，說后會有期，將來一定會見面的。但是，在那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下是不可能見面的。趙壽山直到彌留之際還在念叨道：“仲勛，仲勛”“仲勛，仲勛我見不到你了。”
趙壽山自1959年7月從陜西省長任上調(diào)北京工作，直至習仲勛被打倒，這幾年時間，與楊明軒等經(jīng)�；ハ喔Z門，互請吃家鄉(xiāng)扯面，喝茶、下象棋，逗孩子玩，給孩子買些好吃的東西，有時聽聽秦腔。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習仲勛和趙壽山都教子嚴格，趙壽山的女兒趙銘錦雖然畢業(yè)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但一直在陜西衛(wèi)生廳防疫站工作，兒子趙元介也始終在陜西戲曲學校工作。習仲勛長子習富平，雖然是文革前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專業(yè)畢業(yè)的大學生，但畢業(yè)后一直安排在陜西戶縣終南山一個山溝某單位工作，一呆十三年，后來才調(diào)解放軍后勤學院。他的另一個兒子習近平，也在延安老區(qū)工作了多年。
江山不老，歲月常新，人去友情在。1985年6月，在趙壽山將軍逝世20年之時，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于6月15日在北京撰寫了《深切懷念趙壽山同志》一文。他這樣回憶：“今年6月20日，是趙壽山同志逝世20周年，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對這位老戰(zhàn)友、老同事表示深切的懷念……他在擔任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和青海、陜西兩省省長，以及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等職務(wù)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事業(y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愛國愛家愛人民，胸懷大志，忠貞不渝，他識時務(wù)，顧大局，正直坦誠，愛情分明……。”
